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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缘:郭沫若  

2006-11-25 00:31:2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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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笔缘:郭沫若

 

  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,重庆、延安、香港等地举行了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。重庆市的文学青年们,献给了郭沫若一份特别的寿礼——一支很大的毛笔,笔杆上嵌着“以清妖孽”四个碗口大的字。

郭沫若是文人,笔就是他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武器,他一生都与笔荣辱与共,生死相随。

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,乳名文豹,学名开贞,沫若是他的笔名。郭开贞四岁就能背诵一些唐诗宋词,五岁进绥山山馆读书。寒窗八年,接受了旧体诗词的严格训练,为他日后创作新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一九零六年,十四岁的郭开贞进了乐山县城的高级小学,十八岁又到成都读书。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,面对黑暗的现实,他感到知识的重要,于二十岁时赴日学医,可他的本性和时代风云却使他接近了泰戈尔、惠特曼、歌德等诗人,虽然他在日本学了十年医,但他最终还是放下了解剖刀,而拿起了这支解剖人们灵魂、鼓动人们爱国、清除一切妖孽的笔。

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运动期间,郭开贞开始用“郭沫若”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向旧文化、旧礼教宣战的作品。通过这支笔,他找到了宣泄自己爱国激情的喷火口,写出了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、《地球,我的母亲》、《匪徒颂》、《凤凰涅磐》、《天狗》、《炉中煤》等抒发个人郁积、民族郁积、讴歌“五四”狂飙突进精神的诗作。这些诗歌后来结集出版,名曰《女神》。从此,郭沫若就拿着这支笔,以新诗开拓者的姿态,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领域,和鲁迅一起成为“五四”文学青年的偶像,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人。

一九二三年,郭沫若在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,回到上海,彻底弃医从文,全力投入到文学活动中,使前期创造社出现了鼎盛的局面。然而,随着“五四”退潮,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、胡适派的论争越来越激烈,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《星空》就反映了诗人在找不到正确的革命途径时的彷徨、苦闷处境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,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五卅”惨案,郭沫若创作了《棠棣之花》。一九二六年,《棠棣之花》在广州公演,大大地激起了民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情,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行。

一九二六年三月,郭沫若第一次投笔从戎,南下广州,投身于北伐革命的洪波。大革命失败以后,郭沫若再次举起了他的笔,号召“矢志为文学家”的青年们,到革命的旋涡中去,成为革命的文学家。一九二八年一月,郭沫若再次进入到“诗的爆发期”,写出了《恢复》。

由于郭沫若公开反蒋,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。一九二八年二月,郭沫若再次离开祖国到日本避难。海外飘泊十年,郭沫若开始了史学研究和甲骨文、金文研究。十年间完成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、《金文丛考》等十四种学术著作。一九三二年,他在《金文丛考》的扉页上,用古文字题写了一首诗,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大夫去楚,香草美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公子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遘其厄,愧无其文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爰将金玉,自励坚贞。

郭沫若由此确立了他史学家的地位,并被尊为甲骨学“一代宗师”,与罗学堂(振玉)、王观堂(国维)、董彦堂(作宾)并称为甲骨学四大家、四堂。郭沫若有一个笔名叫“郭鼎堂”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郭沫若再次请缨,从日本回到上海,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,成为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。

一九四一年,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布置下,决定举办郭沫若五十寿辰庆祝活动,借以击破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化界的高压统治。在庆祝活动结束前,《棠棣之花》再次隆重上演,主题突出体现为坚持抗战、反对分裂、呼吁统一。

接着,郭沫若进入到他历史剧创作的高峰时期,先后完成了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、《高渐离》、《孔雀胆》、《南冠草》。据今推古、借古鉴今,与《棠棣之花》合称六大悲剧。在《屈原》公演的那一天,重庆万人空巷,观者如山,嘉陵江边久久回荡着《雷电颂》中“爆炸了吧,爆炸了吧”的诗句。

抗战胜利以后,郭沫若继续以笔作武器,发表《民主宣言》,文化、艺术界312位知名人士在宣言上签名,再次激怒了国民党当局。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,国民党特务借重庆各界近万人在较场口庆祝政协成立之机,制造较场口血案。受伤的郭沫若表示:“我身上还有许多血,我是准备着二次、三次再去流血的!”

共和国成立以后,郭沫若虽身兼数职,仍不懈地用笔书写紧跟时代潮流的浪漫主义诗文。对此,人们颇有微词。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,因郭沫若拒绝出任第三厅厅长时,周恩来给他写的便条作总结:“沫若同志,你不是滑头,你太感情了一点。”

文化大革命期间,郭沫若的两个儿子民英和世英在一个月以内相继含冤死去。郭沫若无论怎样地用笔披肝沥胆、革心洗面也不被革文化命的革命群众接受,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。郭沫若,这个和笔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文人,这个以笔为武器的战士,也只能用一个年逾古稀、连丧二子的父亲的手,再度执笔,把儿子世英生前的日记,工工整整地抄了八大本。直到去世,这支笔和那八大本日记一直放在郭沫若的办公桌上。他是要用这支笔来呼唤公理、呼唤法制?还是要倾诉自己在“星空”中亦步亦趋却终于迷失的悲怆?还是想借这一代诗人、学者、书法家的笔让儿子的音容笑貌永存?雷霆万钧,凝于笔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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